大批投资人被赶向股市,实在情理之中。
这尤其不利于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实现。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延续投资与消费比例偏颇,从而带来进一步供给与需求的失衡。
人们往往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入手,如完善社会保障、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等,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我们现在也在开始这样做了。企望出现V形走势,是否探底以后重新起飞再上高速度-那结果是重蹈资源能源环境承受不了,积累消费比例失调的局面。如果达到这样的调控结果,我们就能争取到从容地调整结构、调整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的时间和空间。2009年GDP的年速,预测高到9%-10%的也有,低到5%-6%的也有。最好出现的是L形走势,但是这个L形的底部横线要略微上翘,紧贴围绕潜在增长率8%-9%水平的附近,上下波动。
这种趋势也是不能长久持续的。又说,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培训、机会和健康。这时,随着市场的扩大,公共部门经营的公用事业不仅没有萎缩,反而还有所发展和扩大。
这也是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最大障碍。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组织机构的变化,一方面削弱了自然垄断的程度和范围,另一方面创造了新的竞争领域,如路网的建造维护和运输服务的提供、电网建设和电力输送与电力的生产、通信网的建设运营与信息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及其互联互通可以分开进行,使这些以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经济活动,具有了竞争的性质和特点,为私人企业的进入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其实,鉴于公用事业地点相对固定,特别是盈利稳定、风险低、现金流比较充裕等特点,给民营公用事业以发债筹资的权利和机会,不仅有利于推进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公司债券和债券市场的发展以及债信和债信文化的建立。实际上起到了鼓励公用事业上市公司粗放投资和粗放经营的作用。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97),世界各国对民营公用事业的管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机构能力强的国家,对公用事业的管理一般采取限价的方法,这种方法既可明确独立法规制定者的职责范围,又可明确机构在制约武断行为中的作用,一方面有利于激励公用事业有效运营并鼓励创新,另一方面又把大量处理权限交给了法规制定者。
租价管制通常采取的是限价办法,就目前情况来看,采取平均价作为最高限价,民营企业完全能够盈利,因为公营部门的成本相对较高。2),政府与私人投资者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公用事业民营化合同,合同应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出具体的可操作的明确规定,对违约风险、赔偿责任和处罚办法等也要有仔细的规定,特别要写明合同不受政府换届,官员调任的影响,继任者有责任保证合同完整执行。公用事业不仅盈利稳定,而且市场广阔,目前绝大多数都是政府体制和公营方式,同时又处于不死不活、半死不活的经营状态。例如,美国采取的是限价方法,由管理机构根据年通货膨胀率减去调整系数为公用事业规定了一个总的价格上限。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为什么政府和公营部门要退出呢,为什么要实行民营化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之中,一方面,政府的行政控制能力较强,另一方面,政府的法治化能力又很弱,从政治方面来讲,国家还没有真正确立起坚持它所制定的法规条例的政治意愿,从机构方面来看,国家还没有具备独立的公正的司法体系,使判决得以实施。如果能够用通货膨胀率来调整最高限价,也许会更加灵活和有效。中国股市问题不小,涨落难料,其他个股和板块暴涨和暴跌相间,而公用事业板块则相对平稳,涨跌幅度相对较小,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一般而论,政府经营一不为利,二不能与民争利,与此相反,私人经营则必须盈利。全部经济理论及其政策实践都是在这二者之间摇来摆去。
1),私人投资者和贷款人参与并取得公用事业产权,实施公用事业私人经营,最好能够通过一个公开的竞争过程。不盈利,私人投资者一般是不会进入的。
5.用事业民营化的融资问题 公用事业的融资问题是公用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讨论不多的问题。即,先由政府在当地发布一个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公告,提出参与条件,做出相关承诺,然后由几家私人企业来投标竞标,最后由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开标发标,由公正机构做出公正。在目前按平均水平(成都地区的水价)定价的情况下,盈利颇丰。公用事业民营化在中国方兴未艾。二是原有公用企业的设施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设备老化,管网失修,急待更新改造,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私人部门进入公用事业的增加,市场竞争的加剧,国有企业的弊端日益暴露,成本高、效率低、亏损大、服务差,公用事业部门的情况更差,不仅无力改造和更新,反而成为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的巨大包袱。以此为突破口,来打破现行只允许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发债的体制限制,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公用事业的政府所有和政府经营,公用事业的资金来源全部来自财政,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财政投资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已经下降到60%左右,市场融资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出来。但根据我的观察和估计,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营业额,民营化的部分占不到全部公用事业10%。
政府体制和公营体制不能适应它的发展和经营,既限制了企业和职工盈利的积极性,同时又没有承担经营后果的相应约束,盈利了个人并不能多得,亏损了反正有政府补贴。[ 张曙光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进入 张曙光(天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用事业民营化 。
私人部门进入公用事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企图完全依靠正规的法规管理是不现实的,甚至是无效率的,而利用各种管理承诺机制也许是利大于弊。
而机构能力弱的国家通常采取对公用事业私人投资者的管理承诺机制,如,在上世纪50年代,牙买加最大电信业的运营是依据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条款具体明了、许可期限达40年的合同规定。比如,出租汽车的数量过多,就会形成拥护和造成污染,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但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减轻财政负担,改善城市功能,于是,开始了公用事业存量部分的改革,从承包和租赁经营发展到完全民营化。与此同时,债权融资也开始启动,特别是前不久上海久事公司发行的40亿元2003年上海轨道交通建设债券,实际上是以公司债券为名发行的准市政债券。
1.公用事业民营化是一个世界潮流 在人类的历史上,私人和社区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供给是很久远的事情,教育最早是由私人(如私塾)和教会创办的,医疗是由江湖郎中和社区医生提供的,交通和水务也是由私人经营或社区自理的。3),在中国目前的行政系统和官僚体系中,如果下级政府的公用事业民营化行为能够得到上级政府和官员的肯定和赞赏,那将是一件有利的好事情。
在传统理论和传统观念中,公用事业往往投资大,周期长,是个赔钱的买卖,私人无力从事,也不愿经营,只能由政府去办,由公共企业经营。一个是高风险和高盈利的行业,如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微软的成长、思科的发迹都是如此,短短几年即成为该行业的老大,毛利率甚至超过了50%,再加上兼并重组,企业规模成几何级数成长,国内的华为、中兴等也正在步其后尘。
虽然这是纸面上的东西,但却是一种约束和保障。改革开始时的放权让利,并未触及国有部门,而是在国有部门的旁边生长出一个非国有部门。
这种竞争既有政府部门之间的横向竞争,如,联通公司的成立及其与中国电信的竞争,以及中国电信的进一步分拆,也有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部门的纵向竞争,小灵通发展的背后就是这样的故事。实际上是政府为其融资进行担保。上市公司已经达到数十家,这既是股权融资,也是公用事业民营化的一种方式。虽然一些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公用企业取得了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的权利,而民营化的公用事业公司至今尚未得到这样的机会。
因为,除了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优惠和担保以外,民营公用企业可以用其现有的资产进行担保。公用事业的国有化和民营化,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种变化,并与之相表里。
这里举一个例子,四川邛崃县原自来水厂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管理混乱,跑冒滴漏,生产的自来水满足不了县城居民生产和生活的需求,而政府的补贴却不断增加,在实在背不动的情况下,不得不民营化。因此,公用事业民营化既是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市场化深入的一种表现。
与此同时,在很多国家,由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由公共部门垄断性供给的效果不好,服务差,成本高。另一个就是公用事业,虽然利润率不高,一般为平均利润,但市场广阔,盈利稳定,现金流充裕,具有收益风险低(收益方差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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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的经济并没有照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
这一次,对这种摇摇欲坠的现状产生真正挑战的或许根本不是左派。
第三个增长的因素,就是发展的程度跟先进国家有一定距离。
应对经济危机导致的政府收入下降,常规政策选择之一是压缩政府支出,主要是行政性支出。
前一阶段经济偏快、流动性过剩,宏观经济管理上的动作显得太晚或者太慢,进入一个下行周期的时候,前一个对付过热的一些政策还没有出现效果,于是宏观经济政策和周期本身就显得重合了。